文人假如不學佛，便也無所謂慎與不慎。利用上天給的好文才，舞文弄墨，作為生計的飯碗，乃至實現名利雙收，有些職業習氣也無妨礙。

       可是文人如果學佛，其與生俱來的某些習氣，比之於別的行當所染職業習氣往往更深，簡直深到骨子裏，卻真是需要自我警醒乃至朝乾夕惕的，免得遇大道而空過。

一、太把文字當回事

       文人對文字、文章、書籍都有一種天然的敏銳力與超出常人的感受力，對於自己寫的東西偏愛乃至偏執，用犛牛愛尾都遠遠不足以形容。

       然而，不管是別人寫的還是自己寫的，都不過是人類意識思維在特別時空下極其有限的感受或感知而已。

       儘管這些有很美的文字外殼作為包裝，但本質仍是妄念合和的產物，是人心意卜度而成，屬於人類「有知而知」的範疇。人類受經驗的束縛，難免對真理探求不過如管中窺豹，故「有所知，則有所不知」，所知者極有限，不知者何其多？

       而佛教的文字般若卻是佛或祖師大德們「無知而知」證悟現量所流露的真理。佛「無所知，而無所不知」，所知不僅普遍完全，而且永保精準無誤。

       凡夫所作既屬無常妄念，那又何必執著太甚？有人欣賞，是小確幸，無人欣賞，即使付之一炬，又有何不捨？

       徹悟大師晚年曾把個人深邃的修學體悟、悟佛心要筆錄成書，一天忽然把洋洋十年來所著全都付之一炬，弟子們從火堆裏鉗出一些未燒化的紙片，才有了今天的《夢東禪師遺集》，這些文字讀起來真如清風霽月般瀟灑爽利，自在無礙，正是有這樣的大師，方能有此舉；正有此舉，方得此文啊！普通文人可有這樣的氣魄與灑脫？

二、文人容易言高於行

       常寫文章的人肯定有體會：有時筆下寫著寫著，便會循著文理或文意愈寫愈飄，其精神狀態只是在寫的那一瞬間乘著筆力達到那種高度，而筆一停，回到現實中，則完全不在那個高度。

       再加上作者極盡文字表現之能事，通常會讓讀的人覺得境界好高，但實際人與文多數存在很大差距。最壞的情況則是：當別人讚歎聲起的時候，作者腦子一熱，也想當然地就認為自己果有此境界，那可真是要聰明反被聰明誤了。

       像蘇東坡寫的偈子——「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風吹不動，端坐紫金蓮」，「溪聲盡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淨身」這文字反映出的境界還得了嗎？簡直無異於經文！但眾所皆知的是，蘇東坡一世卻並沒能脫離六道輪迴，這偈子只能代表蘇宿世所帶之佛教慧業深厚，以及罕見的文字駕馭才能。

       以前看過《智慧東方》雜誌上一篇文章，名字記不得了，它把古代有名的幾個大詩人歷數個遍，作者發現詩裏寫的和詩人們於現實中做的，真是好大差距，有些甚至是天壤之別。

       比如《憫農》的作者李紳，寫下了一首伴幾代小朋友們成長的詩——「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感動了多少人，啟發人們要珍惜糧食。然而現實是，李紳在發跡之後，再也沒有絲毫「憫農」之心，他花天酒地，每餐要吃一盤雞舌，為吃這一盤雞舌要殺活雞三百多隻，故而他家院子裏所殺的雞堆積如山。「憫農」還是「害農」？真是諷刺至極！

       李元松說：「文章與言詞若能代表一個人，那麼古來詩人皆神仙。」

三、文人易造綺語之業

       文人駕馭文字的能力以及修飾文句的能力超出常人，一坨屎寫成一朵花，絲毫不在話下。故而也極易犯下綺語之業，一可說十，十可以百，甚至黑能說白，白能說黑，且說得頭頭是道，似乎渾身上下都是理。

       歷史上隋煬帝就很會寫文章，以至於他想要幹一件壞事的時候，為陳述理由而作之文章，由於寫的太完美，完全無懈可擊，讓所有大臣無力反駁。

       學佛人應老實本分厚道，不必修飾很多，誇張很多，不需以文字眩人眼目，動人心魂。我們看看印光大師所留下的文字多麼樸實，多麼平淡，多麼自然，說任何話都是直來直去，不繞彎子，不講修辭，不賣弄文辭，樸實無華的文字盡顯其懇切慈悲與無礙智慧，即使是在百年後的今天也在利益著無量眾生，這些完全不是靠文字技巧所能達到的。

四、文人易相輕

       文人的世界裏，文字永遠是自己的最好。這是強烈的我執的表現，也是太把文字當回事的結果。

       由於文人與文人同是提筆為文之人，在讀者面前有更多的可供相比較之處，故而各自在自信心不足的情況下，便要以種種手段顯示自己水準超過對方。

       文人若將這種習氣帶到佛門中，便非常容易引發種種是非，種種爭端。

       文以載道，但文字本身不是道。文字只是一個工具，像一艘船一樣，將人帶到真理面前。人應該善用文字，而不是被文字所累。

       人所有天賦的長處，有時恰恰同時也是自己值得加意警惕之處，被水淹死的，多半是會游泳的，而且愈是游泳水準好的，被水淹死的幾率也愈高；手上多了一把刀，方便了削切一切東西，但同時也增加了削到自己手的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