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三月,大地回春,万物初醒,是农人下田耕作的时节,天气物候是一片清洁而明净,故说是「清明」的节气。
後来,习俗的增添,与农耕结合,而有「寒食」祈雨改火、「上巳」祓禊踏青,及献花、植树,祭祖扫墓;选在这个日子祭祖扫墓,除了对祖先的追忆感恩之外,也教导子孙後辈,要志高行洁的活下去,并尽可能的连绵万代。中国人是如此关注现实上生命的永续,让活着的喜悦「冲淡」死亡的哀伤,因此,「祭祖」之情,是从「死」向「生」的观看,以一代又一代肉体的更新,来传承家族的基因DNA。这就成了祖先的遗志,也是子孙的义务,「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或倒过来说「身者,父母之遗体」,必须善加维护,不可因为一时的疏忽或行为的犯法而「受伤取辱」[1];这就是最根本的「孝」,有健全的身体,才能传宗接代,并显亲扬名。清明祭祖,要禀告祖先的就是这些内容,也才能「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而安居於世间。
或许有人觉得这样的孝道,必须一辈子戒慎恐惧,「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失去了个人身心的独立与自由,只为了换得一句表扬或一生无愧,也太辛苦、太牺牲了?表面上似乎如此,然而,中国的民族与文化就是在这个「孝悌,其为人之本」的传统下,绵延了至少三千年。「清明扫墓」的礼数也持续到如今,不曾被废除或中断。虽然新生代的孩童,面对的是铺天盖地的西方文明与价值,从食衣住行育乐,到思想、情绪、自我认知、群体意识,几乎已是全盘西化了,长期薰染之後,反而对本国的习俗与节庆,感到陌生、疏离,连带的对其背後的儒道释三家理念与教化,也保持距离,或不屑一顾;但是,终有一天,随着年纪成长,心智也在人事历练中成熟,对「我是谁」、「我生命的源头」,必有更深情而亲切的体认,乃至於生命的最後,落叶必然归根,成为新的养分,滋润其根干,也就是回头来拥抱父祖辈的传统,并理所当然的传接下来,交付下去。终究,人不是个体的存在,而是与众人(万物)复杂相关、错综相连,你我他,生存互助、情感互动,就以这样的因缘活着,直到去世,难分难解。当然,其中有亲有疏,於是,人人各偏其所爱、各私其所亲,然後以「我」「家族」为中心,推己及人,扩大关怀,而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就是「孝」的同理心效用。
唐.杜牧:「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首诗描述了清明节的杨柳绿、桃李笑,民众携家带眷「扫墓」之後,顺便游春踏青;路上的游子无处躲雨,心中颇为凄凉,就想找个地方喝酒解闷,牛背上的牧童指向远处的杏花村。此诗与宋僧志南的「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相映成趣,在春雨、杏花、扫墓、游玩的的场景中,让我们看到这个全家团聚的节日,既有上坟祭祖的哀伤,又有外出游赏的欢笑,祖先之亡与万物之生,并存於此节日;中国的家族就这样啼笑相间、悲欣交集的传衍了一代又一代。明《帝京景物略》也云:「拜者、酹者、哭者、为墓除草添土者,焚楮锭次,以纸钱置坟头。……哭罢,不归也,趋芳树,择园圃,列坐尽醉。」这或许是在无常多苦的人生中,一种活在当下及时乐的幽默吧。
儒家的孝,是所谓「报本返始、慎终追远」,在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上,有顺有逆:父母「爱子女」,是本能性的「顺从」,「食、色,性也」,一般禽兽也能自发的疼爱、保护其幼儿;与此相对的,子女「孝父母」,则是动物性的「逆觉」,经由教育与思维而生起「感恩反哺」的人类情感。有人说,前者是「天性」自然,通於一切有情识的生物,是基於物种繁衍的「盲目意志」(生之欲/无明);後者是「修养」使然,《孟子》云:「人之所以异於禽兽者几希」,多数动物长大後,不懂得回报其父母。因此,「孝」可说是人类独特的意识与德行,是心智成熟之後,回溯个人生命的由来,而对「生我、养我」的父母,由衷的感恩,而在心思与行为上有所报答。这样的自觉与实践,是很难得、很珍贵的,因此,历史上的「孝子」很少,值得政府与社会一起表扬、鼓励[2]。
《礼记.祭统》:「孝子之事亲也,有三道焉:生则养,没则丧,丧毕则祭。」《孝经》云:「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中国传统对父母的孝,完整的包含了生前的奉养、顺从,及命终的安葬、时节的祭祀,也就是《论语.为政》:生事、死葬、追祭,厚养→安葬→诚祭,从生到死都有所遵循,这其中,又有轻重,《孟子.离娄》:「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子女成年之後对父母的尽孝,人事有限而时间不长;若能对去世已久的(父母)祖先,恒久追思、永志不忘,乃孝心的极致。而「送死重於养生」的思想,如《论语.泰伯》所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子孙对父母「知恩、报恩」的心行,集中於「清明祭祖」的礼俗,也能让社会人心更淳朴厚实。
佛教传入中国之後,也关注了儒家的「孝」之道,既有协调、融合,更有提升、转进。《说苑.辨物》:
子贡问孔子:「死人有知无知也?」孔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顺孙妨生以送死也;欲言无知,恐不孝子孙不葬也。……死徐自知之,犹未晚也。」
中国儒家虽重视葬礼与祭礼,这是为了生者(子孙)的安心及社会的教化,但对於死者的去处与解脱,却无力探究、也不能作福,这样的孝,必有极大的缺憾。有人说「百善孝为先,论心不论事,论事寒门无孝子」;这是世间行孝上的无奈,虽有孝心,而人力人寿皆有限,一辈子所知的、能做的不多,到最後也只自我安慰的说:但尽我心,付之天命。
佛教就在这部分有效的补足之。印光大师〈孝本论〉说:「孝之为道,其大无外。……先王修之以成至德,如来乘之以证觉道。」因此,世出世间,莫不以孝为本也;若就其论其偏重与功德,则如莲池大师〈孝亲之行〉云:「生养死葬,小孝也!生俾底豫,死俾流芳,大孝也;生导其正信,死荐其灵神,大孝之大孝也。」学佛人若善用父母所生身於修行,而「成就道业、利益众生」,即是最上报恩之事;不只报答今生、多生之父母,进而报答无量劫来四生六道一切有缘;尤其能久远的度脱父母/众生的灵识,永断生死,常住涅盘。
《梵网经.菩萨戒》说,「父母」生我色身,依之修道;「师僧」生我戒身,繇之成佛;「三宝」生我慧命,成就菩提。这三者对学佛人是莫大之恩,也须一并报答之。此中,以「色身」为本,有此身才能受戒、修行而成佛,因此,父母之恩为先为重,善导大师《观经疏》云:
(佛言)父母能生汝身,於汝有大重恩,……见汝与饭,大生欢喜,因此即发信心。先教受三归依,即能消此食也。……又,佛母摩耶生佛,经七日已即死,生忉利天。佛後成道,至四月十五日,即向忉利天,一夏为母说法,为报十月怀胎之恩。
释尊亲自示范对父母的尽孝,除了世俗的奉养,更藉此劝他们皈依三宝,以利益未来世。《戒经》云:「孝顺,至道之法;孝名为戒,亦名制止。」宋以後的佛教界,为了向民间弘法,而有「持戒与孝行」的融合,完成了「戒、孝」一致的伦常观。越到後世,末法五浊的凡夫,烦恼深而根机劣,既不堪持戒止恶,更难以修行断惑,对父母「荐亡超度」的孝行就亏欠更多了;净土祖师们悲悯多数众生的如此困境,於是为我们开示净土三经的念佛法门,不仅生者得利,亦令亡者出苦,同依念佛之因缘而往生弥陀净土,同享无量光与无量寿。
自己念佛、也教父母念佛,可说是为人子女者至高无上的大孝;因为,佛教八万四千法之中,以「本愿称名,凡夫入报」的弘愿门,所修集的出世功德,最多、最易,也最殊胜;这是净土宗每年清明节举办「孝亲.报恩.念佛.祈福—法会」的深义。以念佛来超荐今生父母及历代宗亲,让他们得以往生净土,永离轮回,才是最究竟、最圆满的大孝。「专一念佛」是以至诚心回应阿弥陀佛的呼唤,佛即循声而放光,接引先人生极乐。是每个子女都做得到,且最单纯、最平易的方法。
法然上人:「先托父母於阿弥陀佛。……必蒙垂怜,迎我父母往生极乐,而灭其罪。」大悲大愿的阿弥陀佛,必能成满我们所愿——同乘本愿力、同生极乐国;由俗谛之孝,成真谛之果。「念佛成大孝」是儒、佛二教长期的融合、转进与普及;我们今日享受这样的成果,应溯源感谢历代净土祖师的苦心与努力——这是对三宝师僧「报本返始」的孝敬。
如上的发心与行持,可相应於「四弘愿」与「菩提心」;若进而「自信教人信」,普令天下子女感发其往昔善根而行孝念佛,皆得以乘佛愿而生极乐,成佛之後,回向娑婆度众生,真成「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之愿。这是中国佛教「孝论」的极致与结论,也展现了净土祖师们「约时被机,劝归净土」的悲愿与智慧。
中国人以「家族」本位来称呼世间的人际关系,如君父/臣子,并扩及佛教的师父/弟子;准此,祭祖与念佛,也可以如此连结:祖是世俗生命之始,佛乃世出教法之本;若以「念佛」超荐「祖先」,即可乘佛愿力而往生成佛,或可合称为「佛祖」[3]。南无阿弥陀佛
注释:
[1] 《礼记.祭义》:「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陈无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灾及於亲,敢不敬乎?」
[2] 敦煌藏经洞的佛教《二十四孝押座文》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二十四孝」作品。元.郭守正 辑录24位古人的孝行,由王克孝绘成《二十四孝图》流传;清末,张之洞等人扩编至《百孝图说》。
[3] 本意是:释迦牟尼开创佛教,乃佛教之始祖,故称「佛祖」。明朝以後,汉地称释迦牟尼为如来佛祖,如清代满人则称为佛爷。也有说是「释迦牟尼佛与宗派祖师」的合称,如《佛祖统纪》《佛祖心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