釋根通法師
第一屆淨土會議論文
山西省佛教協會 釋根通法師
當我們在學習研究中國漢傳佛教淨土法門的發展歷史和它的思想體系時，首先遇到的問題就是誰是中國佛教淨土法門的創立者，從我們接觸到的歷史文獻中，越來越清楚地看到北魏年間的曇鸞大師和後梁年間的道綽大師在淨土法門的創立和傳承中佔有突出的重要地位。因為宣導稱名念佛是從曇鸞大師開始的，到道綽大師又有重要發展，所以曇鸞大師應該是中國漢傳佛教淨土法門的初祖。可是在淨土法門的祖師傳承歷史位元次的記載中沒有他們，並沒有突顯出他們在淨土宗發展史上的重要地位，這顯然與他們在淨土宗史上所做出的貢獻是不相符的。我們應該尊重歷史，按照歷史的本來面貌，來書寫中國淨土宗史。為了說明這個問題，我談一些看法，不妥之處，望專家、學者及教界同仁指正。
一、曇鸞、道綽沒有列入淨土宗十三祖的由來
我們現在對中國佛教各門派的師傳關係，一般都是按照《佛祖統紀》的記載來講述的。《佛祖統紀》卷二十六，即《淨土立教志》對淨土宗的祖師傳承是這樣記載的：
始祖：廬山東林慧遠；
二祖：長安光明善導；
三祖：南嶽般舟承運；
四祖：長安五會法照；
五祖：新定台岩少康；
六祖：杭州永明延壽；
七祖：武林昭慶省常。
以上七祖的次位是南宋咸淳五年（西元1269年）四明東湖沙門志盤依據南宋四明石芝沙門宗曉（西元1151—1214）編寫的《樂邦文類》中《蓮宗繼祖五大法師傳》推定的。宗曉在《蓮宗繼祖五大法師傳》中說：「蓮座之位，既以遠公為始祖，自師歸寂，抵今大宋慶元五年已未，凡八百九十矣。中間繼此道，乃有五師：一曰善導師，二曰法照師，三曰少康師，四曰省常師，五曰宗頤師。是五師者，莫不仰體佛慈，大啟度門，異世同轍，皆眾良導。傳記所載，誠不可掩。以故錄之，為繼祖焉。」
到了明末，人們又推出第八祖：
八祖：雲棲蓮池大師；
到了明末又推出第九祖：
九祖：梵天省庵法師。
後來，悟開法師又編寫了《蓮宗十一祖傳》，他在八祖之後，另排傳承，排列出九至十一祖。
九祖：靈峰智旭；
十祖：梵天省庵；
十一祖：紅螺山夢東。
之後，虞山普仁院的靈岩印光法師，曾推定行策為淨土宗的第十祖，把悟開法師推定的第十、十一祖遞降為第十一、十二祖。印光法師圓寂後，他的弟子們推尊他為淨土宗的第十三祖。
從上述資料中，我們不難看出中國漢傳佛教淨土法門的傳承，並不像禪宗那樣有一套傳燈相承的法統，淨土宗所尊立的歷代祖師，是淨土門人根據其所瞭解的淨土高僧在弘揚淨土法門中的業績推定的，他們相互之間並沒有師資傳授關係，只是到近代才有了祖師傳承關係的。因此，淨土法門的祖統說是直到宋代才出現的，而最早提出淨土宗祖統說的當推宗曉。《佛祖統紀》中列慧遠為初祖，如果可信，那麼慧遠於西元416年圓寂後，從初祖慧遠到二祖善導，中間竟相隔二百多年。善導圓寂於西元681年，即唐高宗永隆二年。兩位大師的圓寂時間相距265年。在這漫長的265年中間，難道就沒有幾十位為淨土法門弘布功德的大師嗎？事實上，在這265年中間，佛教淨土法門作為中國佛教一個大的宗派，不僅確立了自己的教義、教理和教典，而且已經深入到廣大民眾中，並造成很大的聲勢和影響。如果沒有一些高僧的努力，淨土宗在唐初的盛行是不可想像的。
二、曇鸞大師和道綽大師的歷史功績
曇鸞生於北魏年間的山西省代縣，這裏離五臺山很近，他未滿十五歲就到五臺山禮佛，他既有很虔誠的信仰，也是一位勤奮好學的佛門學者。他研讀過鳩摩羅什所譯的龍樹大師的《大智度論》、《中觀論》、《十二門論》和提婆的《百論》等，使他成為一個大乘佛學的學者。當曇鸞在閱讀《大乘方等大集經》後，深感這部經書太深奧了，一般僧人無法讀通讀懂，他便動手為《大乘方等大集經》作註釋，工作進行不到一年他病了，於是他不得不停止佛經註釋，離開五臺山到南方尋求長壽之術。當時，江南有個道士叫陶弘景，深明仙術，馳名海內。曇鸞慕名拜訪了他，這位道士和曇鸞作了長談之後．還贈給他十卷仙方。但是，曇鸞畢竟是一個佛門弟子，佛教思想在他心中已深深紮根，所以他在北返路過洛陽時，遇到了天竺名僧菩提流支在洛陽弘法，因此，曇鸞又向這位高僧請教長生不死的方法。菩提流支沒有正面回答曇鸞的問題，而是向他傳佈了佛教關於解脫生死的道理，並贈給他一卷《觀無量壽經》，這時曇鸞頓然領悟，把千里迢迢取來的十卷仙方付之一炬，從此專修佛教淨土法門。
曇鸞開始對淨土法門的教典進行研究，他對世親所著的《淨土論》作了註釋，並把書名改為《往生論註》，他還撰寫了《淨土十二偈》，續寫了印度另一位佛教學者的《調氣論》。
從而，對淨土法門的教義、教理作了深入的解釋和理論闡述，並身體力行，自行化眾，使淨土法門的思想傳向廣大民眾，歸信淨土的人越來越多。因此，曇鸞的名聲遠揚，影響很大，連當時的北魏朝廷也很敬重他，賜他「神鸞」稱號，並敕住並州大寺。後來，曇鸞移居汾州北山石壁山，即今山西省交城縣西北二十裏處，創建淨土道場。因寺伴石壁山，故稱「石壁玄中寺」。他在這裏著書立說，聚眾稱名念佛，直到北魏興和四年，即西元542年，曇鸞示寂，終年66歲。
道綽，生於後梁天寶元年，即西元562年，他是山西文水人，也有人說他是並州晉陽人的。他十四歲出家為僧，初學經論，當過講經法師。當時，并州的慧贊禪師，道振北方，名高晉土。道綽年輕時很崇拜他，並拜他為師。後來，道綽移住玄中寺。在玄中寺有一幢為曇鸞大師立的碑，上面刻有曇鸞的畫像和傳記，道綽看後，極為崇敬，從此改信淨土。他在玄中寺「甄別簡擇，權實教典，搜求酌核一切經論，從此會同三藏妙理，專務布化淨業。」
道綽既是一位卓有成效的佈道者，更是一位對淨土教典作出重要貢獻的佛學研究者。他所著述的《安樂集》兩卷，系統地闡述了淨土法門的教義和教理，成為淨土法門的一部重要經典。道綽 在玄中寺住持約30餘年，由於他專弘淨土，勸化淨業，影響也深遠，名聲也很大，吸引了眾多的信眾，使淨土法門的思想在北方廣大群眾中有了較為廣泛的傳播。道綽圓寂於唐貞觀19年，即西元645年，終年 84歲。
這樣兩位在淨土法門發展中做出了開創性貢獻的大師，卻在淨土法門的祖師傳承記載中沒有相應位置，這是讓人遺憾的。
善導是被淨土法門推崇為二祖的大師，在淨土法門的歷史上對他的生平記載要比曇鸞、道綽多。當然不可否認善導在弘揚淨土法門的功業，但是他的師傳是來自曇鸞和道綽大師。善導，生於隋煬帝大業九年，即西元613年。善導在幼年便從山東境內的密州明勝出家為僧，常念《法華》、《維摩》諸經。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他看到了《觀無量壽經》，大為欣喜，受戒後，他便與妙開律師共同研究《觀無量壽經》。到唐貞觀15年，即西元641年，29歲的善導聽說道綽禪師在河西傳弘淨業，四眾咸歸。於是他便下決心到 并州交城的石壁玄中寺拜謁。當時，正值嚴冬季節，冰封地凍，善導歷經千辛萬苦來到玄中寺。那年，住持玄中寺的道綽已是八十高齡的老僧了，他憐念善導遠道而來的勞苦，當即授以《觀無量壽經》的奧義。從此，善導便住在玄中寺，師事道綽，專弘淨業。但是善導師事道綽的時間不長，大約是他到玄中寺的第五個年頭，唐貞觀十九年，即西元645年，道綽以84歲的高齡示寂。道綽圓寂後，善導便離開了玄中寺，到了當時的帝京長安弘揚淨土法門。這時正處唐貞觀盛世，日本有不少人到京城長安留學，從而也就把中國漢傳佛教淨土法門傳回了日本本土，開創了日本佛教的淨土事業。
對於淨土法門歷史發展的傳承，要進行歷史的全面的研究和闡發。慧遠大師是中國漢傳佛教史上一代名僧，他在廬山東林培養了一批人才。他團結大批士族文人，調和佛教與儒家名教的矛盾，使佛教流行江南。他對佛教內部各門派採取相容並蓄，在毗曇學、三論學、禪學、戒學的弘揚方面都作了很大的貢獻，他融合玄學、儒學，使大乘中觀派的觀點打上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烙印，為以後佛學中國化開闢了道路，影響深遠。慧遠在諸多淨土中選擇了彌陀淨土，組織一百多人共誓往生西方，他奉行般若、禪淨與淨土相結合的念佛三昧，對於彌陀信仰的流行起了推動作用。慧遠宣導以觀想念佛為主的念佛三昧，認為「功高易進，念佛為先」，這是他的貢獻。但是，他的念佛三昧，雖是首倡，卻還沒有突破印度禪法範圍，只能為少數人所接受，它與後來曇鸞宣導的稱名念佛為特色的淨土法門是有區別的。因此，慧遠圓寂後，他的彌陀信仰思想影響並不大，也沒有廣泛傳開。但慧遠確是中國漢傳佛教淨土法門的先驅者之一。
我們應看到的是，慧遠時期中國漢傳佛教淨土法門還處於萌芽階段。正式創立淨土法門的大師是曇鸞、道綽等人。史書對曇鸞、道綽兩位大師的事蹟記載是很清楚的。而且，日本佛教淨土派對中國佛教淨土宗傳承研究也是十分明確的。日本僧人源空（號法然，1131—1212），尊曇鸞、道綽、善導為淨土宗的祖師。在他著的《選擇本願念佛集》中，以菩提流支、曇鸞、道綽、善導、懷感、少康為日本淨土宗的六祖。在他著的《類聚淨土五祖傳》中去掉菩提流支，以曇鸞等五人為淨土宗的五祖。源空的弟子親鸞（1173－1262），創立日本淨土真宗。在他著的《教行信證》和他後來寫的《淨土高僧和贊》，讚頌印度的龍樹、世親，中國的曇鸞、道綽、善導，日本的源信、源空等七人為真宗七祖。在這七祖中，中國以曇鸞為首，即曇鸞為中國漢傳佛教淨土法門的初祖。由於曇鸞是在玄中寺創建淨土道場的，所以日本佛教淨土派視玄中寺為他們的祖庭。
三、未列入十三祖的緣由
到了宋朝，淨土法門的傳播已逐漸由北方轉移到南方，特別是南宋建都臨安（今杭州）以後，念佛的風氣日漸集中於臨安，並由臨安傳播到南方各地。當時南方念佛結社盛行，這樣自然又追溯到東晉慧遠的蓮社。所以，南宋年間編成的《佛祖統紀》中，對淨土祖師七祖的推崇，自三祖以下，都是代表南方淨土法門的，從而使遠在善導之前為淨土法門的創建和傳播作出貢獻的曇鸞和道綽寂然無聞了。造成這個情況的重要原因，是偏安一隅的南宋時期的佛門人士和佛教學者，限於當時的交通、經濟、文化和政治等條件，對漢傳佛教淨土法門的發生、發展的歷史情況，特別是對北方淨土法門的傳播情況瞭解得很少，甚至沒有見過曇鸞寫的《往生論註》和道綽的《安樂集》。由於這種客觀歷史的局限性，要編寫一部客觀、全面的淨土法門的師傳體系顯然是不可能的。南宋的宗曉和志盤恰恰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僅僅靠手頭掌握的一點資料編寫了淨土法門的師傳體系，他們完全忽視了漢傳佛教淨土法門是北方產生、發展的一大教派，從而也就忽視了淨土法門在北方盛行中做出創建性貢獻的大師們。
對這個問題，佛門有識之士和一些專家、學者多有異議，大家都認為，對於淨土法門歷史發展的傳承關係，要尊重事實。我們要知恩報恩，感念歷代祖師之功德，緬懷他們的法乳深恩，恢復歷史的本來面貌。只有這樣才能使人們對中國漢傳佛教淨土宗的發展歷史有一個全面的認識，實現這個任務，應是我們後輩淨土門人以及宗教方面的專家、學者義不容辭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