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平遙雙林寺彩塑藝術博物館 陳 梅
第一屆淨土會議論文
玄中寺位於山西呂梁山的交城縣，是一座在中國佛教淨土宗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寺院。淨土法門在中土的傳播與興盛，是與玄中寺的三位祖師曇鸞、道綽和善導分不開的，他們宣導持名念佛，將淨土信仰普及於民間，使淨土一系發揚光大，蔚為一宗。玄中寺成為中國佛教淨土宗公認之祖庭。日本僧人法然、親鸞依據善導一系之學說再創日本淨土宗和淨土真宗，由此，玄中寺成為了中日兩國佛教徒共同崇奉的淨土宗祖庭。近代以來，中日兩國佛教徒之間開展了多次交流活動，玄中寺就是其中最為重要的活動場所之一。
一、玄中寺與日本淨土教派
日本有一個淨宗譜系排列，所謂「三國七祖」。印度有二位祖師：龍樹菩薩（西元2一3世紀）、天親菩薩（西元4一5世紀），中國有三位祖師，曇鸞大師（西元476一542年）、道綽大師（西元562一645年）、善導大師（西元613一681年），日本有二位祖師，源信大師（西元942一1017年），法然上人（西元1133一1212年），日本佛教界認為：淨土宗血脈，由世尊傳諸龍樹，祖祖相承，心心相續，以至今日，無有毫差。
我們知道，在淨土宗祖師的排列上，隋唐及以前的淨土教祖師，常以慧遠、曇鸞、道綽、善導四大師為主。慧遠法師在中國淨土思想的傳播過程中，確有開先河之功，但慧遠所宣導的念佛法門主要是修持以觀想念佛為主的念佛三昧，並沒有突破印度禪法範圍。它與後來曇鸞宣導的稱名念佛為特色的淨土法門是有區別的。實際上，在漫長的歲月中，正是由曇鸞、道綽開創，善導集大成的稱名念佛法門修持方法的簡便易行，從而使局限於宮廷和上層社會的佛教，廣泛地普及到一般民眾之中，為中國佛教史寫下了輝煌燦爛的篇章！
隨著淨土法門的發揚光大，隨著中國佛教的廣泛傳播，由曇鸞、道綽、善導三祖師所開創的淨土念佛道場玄中寺不僅成為中國淨土宗的發祥地，也成為日本佛教淨土系的祖庭。早在唐朝時，中國佛教的興盛，就深深吸引了日本的僧人和佛教學者。貞觀五年（631年），日本便向中國派出了第一個遣唐使團，他們不辭辛苦，來到中國學習。從西元631年到838年，日本派到中國來的「遣唐使團」就有12個。這些學問僧、請益僧把唐代的文化、包括佛教各宗思想先後傳回日本，他們中的許多人後來成為日本佛教各宗的創立者和開山鼻祖。隨著中日佛教文化的交流，大量的淨土宗典籍也傳入日本。
日本奈良正倉文書在天平十六年（774年）寫的《經書解》中有這樣的記載：「觀經正宗分四卷，沙門善道師撰，七十六紙。」這說明遠在８世紀，中國淨土宗大師的著作就傳入日本。日本僧人圓仁（793—864年）入唐求法巡禮，在847年回國時，便將淨土三經亦帶回國內，曾在比睿山建立了「常行三昧堂」。淨土教在日本的興起與天臺宗僧源信（942—1017年）的宣導有關。他著有《往生要集》三卷。此書是日本淨土教發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彙集了160餘種經論中有關淨土的論述，為日本淨土宗的創立奠定了基礎，對後世影響極大。所以此書被日本佛教淨土宗奉為重要典籍，源信本人也被尊為日本淨土宗的先祖。
日本淨土宗實際是由源空創立的。源空（1133—1212年），號法然，他曾在比睿山延歷寺學習，研習源信所著《往生要集》。據說，他第一次見到善導大師的著作，閱到「一心專念彌陀名號，行住坐臥，不問時節久近，念念不捨者，是名正定之業」時，便認為是「西方指南」，並說「西方行人，必須珍敬矣！」尤其對「稱名念佛」十分信服。1198年，源空著《選擇本願念佛集》，建立了較為完備的學說體系，這標誌著日本佛教淨土宗的正式創立。源空全面繼承了善導的學說，並在正雜二行以及正助二業方面有所發展。他依據善導學說所創立的淨土宗，在日本朝野影響很大。他對善導大師的崇敬之情真切地體現在「二祖對面」的傳說中。
據說，源空一日念佛困倦，不覺入夢，見一老人駕雲而至，問及方知是唐朝善導大師，因淨土當興於日本，特來造訪。源空聞聽，當下領悟。醒時夢境宛然，特請一著名畫師畫出，留存寺內，取名為「二祖對面」圖，現已成為日本國寶。
繼承源空思想並又創立了日本淨土宗的一個新支、即淨土真宗的是其弟子親鸞。親鸞（1173—1262年）先在比睿山修習天臺教義20餘年，後改投於源空門下，學習淨土宗。後來他撰寫了《顯淨土真實教行證文類》六類，他堅持一念往生的立場，以「教行信證」來闡明淨土真宗的教義，並對淨土真宗作了全新的教相判釋。此後的數百年間，與玄中寺一脈相傳的淨土教義廣為流傳，日本又有許多淨土支派產生。
日本淨土真宗並將印度龍樹、世親，中國曇鸞、道綽、善導，日本源信、源空，尊奉為淨土宗的「三國七祖」。在這七祖中，中國以曇鸞為首，即曇鸞為中國漢傳佛教淨土法門的初祖。由於曇鸞是在玄中寺創建淨土道場的，所以日本佛教淨土派視玄中寺為他們的祖庭。
正是因為日本佛教是根據中國玄中寺曇鸞、道綽、善導三祖師的「稱名念佛」所闡明的教理和儀軌而創立淨土教的，所以，日本佛教淨土宗信眾十分感恩于中國玄中寺三祖師的恩德。但長期以來，許多信徒並不知道玄中寺到底在中國的什麼地方。1920年日本佛教淨土宗僧人常盤大定來中國踏訪佛教遺跡時，在山西交城縣石壁山中終於找到了玄中寺，並寫下一詩來紀念：「石壁山深一徑通，幽溪窮處是玄中；鴟啼月蝕空廣夜，讚仰鸞綽二祖風。」玄中寺的再次發現，引起海內外的關注，特別是在日本掀起了一股瞻仰、朝拜祖庭的熱潮。從此，中日兩國佛教界又開始了新的友好往來，玄中寺成為中日兩國佛教文化交流的基地，成為聯結兩國人民友誼的黃金紐帶。
1942年，常盤大定率領一個日本佛教代表團來到玄中寺，同中國佛教徒一道，聯合舉行了盛大的嚴修曇鸞大師圓寂1400周年及玄中寺奉讚大法會，並寫詩紀之：「不堪廿五年前思，重到汾西悲昔遊。菩薩餘光猶可仰，溪聲山色自悠悠。」此次隨同常盤大定來主持這次法會的還有後來為中日淨土教的友好往來作出畢生貢獻的菅原惠慶長老。菅原惠慶長老懷著對中國人民的真摯情意、對淨土祖庭的崇高敬意，從玄中寺帶回一把紅棗並種植在自己住持的東京運行寺，還把運行寺改名為「棗寺」。他為了使無盡的法緣，流布于四方，當棗樹初長成時，特邀日本著名畫家橫山大觀，把這株棗樹畫出，並請常盤大定博士述其因緣。博士為題一偈：「一色一香，無非中道；一枝一葉，皆是念佛。」並跋云：「雖是小樹，象徵日中佛教之友好關係。他年枝葉繁茂之時，日中佛教徒之傳統友誼，必當增深累厚，願拭目以待之。」這一份良好的祝願成為日後中日佛教界踐履的現實。
二、新中國成立後玄中寺的中日文化交流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初，日本政府追隨美國採取敵視中國的政策，中日關係處於不正常狀態。與此相應的日本佛教界的聯合組織「全日本日本佛教會」也奉行政府政策與中國佛教界不予聯繫往來。事實上，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與中國佛教的交往多是由一些友好人士組成的佛教團體，也正是這些友好團體在這一段不正常的時期為中日友好交流，為增進兩國人民的友好往來起了最為直接與重要的作用。
1957年，應中國佛教協會的邀請，日本佛教界經過協商組成了「日本佛教訪華親善使節團」訪問中國，他們此行的緣起就是來參加玄中寺的慶典活動。所以可以說，在新中國的中日佛教交流史上，玄中寺邁出的是第一步。9月，以全日本佛教會會長、曹洞宗管長高階瓏仙為團長，以淨土宗著名學者塚本善隆、真宗大谷派的菅原惠慶為副團長的日本佛教友好使節訪華團一行16人，來到玄中寺，同僧眾一起舉行了慶祝淨土古剎復興和為曇鸞、道綽、善導三大師像開光大法會。此次交流活動的圓滿成功，對增進兩國人民的友誼起了很大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期間，宗教受到了嚴重的衝擊，玄中寺也沒有逃過這一劫難，好在它地處深山，遠離城鎮，加之地方政府採取了一些保護性措施，才使這個連接中日友誼的寺院沒有遭到嚴重的破壞。遠在日本的菅原惠慶長老非常掛念祖庭的情況。而當時在日本流傳著中國消滅佛教的說法，菅原惠慶長老放心不下，決定親自到玄中寺看看。1973年4月初，在玄中寺牡丹花含苞待放的時節，日本佛教淨土宗以大河內隆弘、西川景文和菅原惠慶三位長老率領的訪問團，在趙樸初居士、正果法師陪同下來到了玄中寺。這是在「文化大革命」還沒有結束的情況下，玄中寺接待的第一個外國宗教團體，這對當代中國佛教是具有歷史意義的。因為有了玄中寺中日淨土宗友好往來的這一國際大因緣，才能在那個特殊的歲月裏，打響中國佛教對外交流起跑線上的第一槍。
當年，當十幾位日本淨土宗友人一下飛機，就看到在停機坪旁有幾位中年僧人歡迎他們，而且其中有他們熟悉的老朋友，他們非常驚奇，因為在日本他們聽到的是中國已經消滅了佛教，寺院被拆毀，僧人被遣散。菅原惠慶長老十分高興，激動地說：中國並沒有消滅佛教。隨即訪問團來到玄中寺，又看到寺院保存依然完好，消除了原來的疑惑，不勝欣喜。據當時參加接待工作的侯進垣先生回憶說，日本客人在玄中寺住了一天，不停地錄影、拍照，要把資料帶回日本，向廣大信眾宣傳，增加日本人民對中國宗教現狀的瞭解，用事實消除傳言產生的誤解。這次接待工作完成的比較圓滿，在返回太原的路上，趙樸老高興地對根通法師說，你們的工作做得很好，為我們中國佛教爭了光。並強調說「當今佛教徒最重要的事情是保衛世界和平。中日兩國友好，對亞洲和平就有保障；亞洲和平有了保障，對維護世界和平就是重要的力量。」他們回國後把在中國所拍攝的資料片起名為「中國佛教還活著」，在日本產生了很大的影響。74年長老又帶了幾十個大學生前來參訪。
1976年5月22日，以日中友好佛教協會會長道端良秀為團長、武邑尚邦為副團長、松本大圓為副團長兼秘書長的訪華團一行18人，來到玄中寺。上午9時，在大雄寶殿舉行法會。趙樸初會長與道端良秀團長分別致辭。
1977年7月26日，趙樸初會長陪同由團長佐騰密雄、秘書長菅原鈞帶領的「日中友好宗教者懇話會」第二次訪華團一行17人，來玄中寺參訪。
1978年10月，在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不久，以日本淨土宗宗務總長、日中友好淨土宗協會會長稻崗覺順為團長，日本淨土宗教學局長、日中友好淨土宗協會副會長古屋道雄和日本淨土宗大本山代表金田明進為副團長，日本淨土宗社會局長飯田信中為秘書長，日中友好淨土宗協會理事長、淨土宗教學院研究所長塚本善隆為顧問的日中友好淨土宗協會第一次淨土宗代表友好訪問團，參訪玄中寺，並為三祖師舉行法會。其時正值祖師殿開工擴建，為了表達日本淨土信眾對祖庭的眷念，代表團一行宿於寺中。次日清晨六時，代表團僧眾做完早課，與玄中寺僧眾一道揮鍬掘土，為祖師殿奠基。半年後，95人組成的第二次友好之翼訪問團再次來到玄中寺，在祖師堂內，舉行了禮敬三祖師法會，並贈送《淨土宗全書》一套。
1983年3月，菅原惠慶長老的部分遺骨在其子菅原鈞為團長的護送團護送下，由趙樸初會長親自陪同，來到玄中寺。樸老與護送團成員及山西省佛協根通法師、玄中寺僧眾參加了由玄中寺明達法師主持的隆重法會。
2000年5月9日，千年淨土古剎又迎來了140多位日本淨土宗東本願寺的參拜團員，他們是來參加大谷瑩潤顯彰碑落成法會的。新中國誕生後，在日本最早積極從事中日友好活動的就是菅原惠慶、大谷瑩潤等佛教友人。1953年1月，在日中友好協會的倡議下，主要由日本宗教界人士成立了「中國在日殉難者慰靈執行委員會」。大谷瑩潤便是委員長，菅原惠慶任事務局長。中國人民不會忘記這些為中日友好作出過貢獻的人們，玄中寺也不會忘記為兩國淨土文化交流付出心血的人們。
致辭回顧了大谷瑩潤長老在日本發起「日中不戰之誓」簽名運動，和送還中國勞工遺骨的義舉，以及為增進中日兩國友誼所做出的巨大貢獻。認為：「顯彰碑是中日兩國人民和佛教徒友好的象徵，是中日兩國淨土信徒友好進程的新起點，它將成為中日佛教交流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中國佛教協會領導特意從北京帶來了當年大谷瑩潤在街頭募集「日中不戰之誓」簽名運動的簽名薄，並向兩國淨土信眾展示了這一珍貴的歷史資料。
日本代表團團長、真宗大谷派宗務總長木越樹以懺悔的心情對日本在二戰期間的行為深感自責，並宣讀了《表白文》：「我們對過去的罪責深感愧疚。今後將以大谷瑩潤師為榜樣，以貴國的名言『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自誡，正確認識歷史，決不重蹈舊轍。我們將遵循以曇鸞、道綽、善導三祖師為首的淨土七高僧傳承弘揚下來的本願念佛的教誨，超越國家、民族、語言、思想的差異，與全世界人民攜手，沿著真正的和平友好大道堅定不移地大步前進。」
顯彰碑由中國佛教協會和日本真宗大谷派所立，「大谷瑩潤顯彰之碑」名由趙樸老題寫。其碑文為：
「大谷瑩潤長老，日本佛教界著名人士。生於一八九○年，一九七三年去世，生前曾任日本真宗大谷派宗務總長，日本友好宗教者懇談會名譽會長。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初，日本政府追隨美國採取敵視中國的政策，中日關係處於不正常狀態。出於對日本侵華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巨大苦難的懺悔，同時為了表達日本人民對中國人民的友好，促進兩國關係的改善，大谷瑩潤長老在日本佛教界中，發起中日兩國永不再戰的運動，受到日本佛教界的積極回應。一九五三年七月至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大谷瑩潤長老頂著壓力先後九次將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在日本死難的中國勞工遺骨送還中國。大谷瑩潤長老的正義行動，不僅在日本產生了極大的政治影響，在中國人民中也得到了廣泛的好評和尊敬，受到中國政府和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先生的高度評價。大谷瑩潤長老所作的事業，有力地促進了中日兩國邦交正常化。
吃水不忘挖井人，我們在交城玄中寺為大谷瑩潤長老建立顯彰碑，就是緬懷為中日友好事業做出過貢獻的老一輩人士，教育後人繼承他們的遺志，弘揚他們的精神，為中日兩國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做出不懈的努力！」
肅穆的石碑默默地訴說著大谷瑩潤長老為中日邦交正常化做出的積極貢獻。歷史將永遠銘記這些為人類幸福、世界和平作出貢獻的人們。
（轉載自「白人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