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假如不学佛，便也无所谓慎与不慎。利用上天给的好文才，舞文弄墨，作为生计的饭碗，乃至实现名利双收，有些职业习气也无妨碍。

       可是文人如果学佛，其与生俱来的某些习气，比之於别的行当所染职业习气往往更深，简直深到骨子里，却真是需要自我警醒乃至朝乾夕惕的，免得遇大道而空过。

一、太把文字当回事

       文人对文字、文章、书籍都有一种天然的敏锐力与超出常人的感受力，对於自己写的东西偏爱乃至偏执，用犁牛爱尾都远远不足以形容。

       然而，不管是别人写的还是自己写的，都不过是人类意识思维在特别时空下极其有限的感受或感知而已。

       尽管这些有很美的文字外壳作为包装，但本质仍是妄念合和的产物，是人心意卜度而成，属於人类「有知而知」的范畴。人类受经验的束缚，难免对真理探求不过如管中窥豹，故「有所知，则有所不知」，所知者极有限，不知者何其多？

       而佛教的文字般若却是佛或祖师大德们「无知而知」证悟现量所流露的真理。佛「无所知，而无所不知」，所知不仅普遍完全，而且永保精准无误。

       凡夫所作既属无常妄念，那又何必执着太甚？有人欣赏，是小确幸，无人欣赏，即使付之一炬，又有何不舍？

       彻悟大师晚年曾把个人深邃的修学体悟、悟佛心要笔录成书，一天忽然把洋洋十年来所着全都付之一炬，弟子们从火堆里钳出一些未烧化的纸片，才有了今天的《梦东禅师遗集》，这些文字读起来真如清风霁月般潇洒爽利，自在无碍，正是有这样的大师，方能有此举；正有此举，方得此文啊！普通文人可有这样的气魄与洒脱？

二、文人容易言高於行

       常写文章的人肯定有体会：有时笔下写着写着，便会循着文理或文意愈写愈飘，其精神状态只是在写的那一瞬间乘着笔力达到那种高度，而笔一停，回到现实中，则完全不在那个高度。

       再加上作者极尽文字表现之能事，通常会让读的人觉得境界好高，但实际人与文多数存在很大差距。最坏的情况则是：当别人赞叹声起的时候，作者脑子一热，也想当然地就认为自己果有此境界，那可真是要聪明反被聪明误了。

       像苏东坡写的偈子——「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溪声尽是广长舌，山色无非清净身」这文字反映出的境界还得了吗？简直无异於经文！但众所皆知的是，苏东坡一世却并没能脱离六道轮回，这偈子只能代表苏宿世所带之佛教慧业深厚，以及罕见的文字驾驭才能。

       以前看过《智慧东方》杂志上一篇文章，名字记不得了，它把古代有名的几个大诗人历数个遍，作者发现诗里写的和诗人们於现实中做的，真是好大差距，有些甚至是天壤之别。

       比如《悯农》的作者李绅，写下了一首伴几代小朋友们成长的诗——「谁知盘中飧，粒粒皆辛苦」，感动了多少人，启发人们要珍惜粮食。然而现实是，李绅在发迹之後，再也没有丝毫「悯农」之心，他花天酒地，每餐要吃一盘鸡舌，为吃这一盘鸡舌要杀活鸡三百多只，故而他家院子里所杀的鸡堆积如山。「悯农」还是「害农」？真是讽刺至极！

       李元松说：「文章与言词若能代表一个人，那麽古来诗人皆神仙。」

三、文人易造绮语之业

       文人驾驭文字的能力以及修饰文句的能力超出常人，一坨屎写成一朵花，丝毫不在话下。故而也极易犯下绮语之业，一可说十，十可以百，甚至黑能说白，白能说黑，且说得头头是道，似乎浑身上下都是理。

       历史上隋炀帝就很会写文章，以至於他想要干一件坏事的时候，为陈述理由而作之文章，由於写的太完美，完全无懈可击，让所有大臣无力反驳。

       学佛人应老实本分厚道，不必修饰很多，夸张很多，不需以文字眩人眼目，动人心魂。我们看看印光大师所留下的文字多麽朴实，多麽平淡，多麽自然，说任何话都是直来直去，不绕弯子，不讲修辞，不卖弄文辞，朴实无华的文字尽显其恳切慈悲与无碍智慧，即使是在百年後的今天也在利益着无量众生，这些完全不是靠文字技巧所能达到的。

四、文人易相轻

       文人的世界里，文字永远是自己的最好。这是强烈的我执的表现，也是太把文字当回事的结果。

       由於文人与文人同是提笔为文之人，在读者面前有更多的可供相比较之处，故而各自在自信心不足的情况下，便要以种种手段显示自己水准超过对方。

       文人若将这种习气带到佛门中，便非常容易引发种种是非，种种争端。

       文以载道，但文字本身不是道。文字只是一个工具，像一艘船一样，将人带到真理面前。人应该善用文字，而不是被文字所累。

       人所有天赋的长处，有时恰恰同时也是自己值得加意警惕之处，被水淹死的，多半是会游泳的，而且愈是游泳水准好的，被水淹死的几率也愈高；手上多了一把刀，方便了削切一切东西，但同时也增加了削到自己手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