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教是佛法弘傳演進中最重要的一環
佛教於中國之發展，大體而言，經歷了譯經、格義、判教、創宗、定祖之一過程。
譯經：即將印度梵文經典翻譯成中國漢語文字，這是佛教傳入中國的起始點、立足點，也是佛教於中國發展所必備的基石。譯經事業雖為最早，但歷時漫長，始於東漢，終於宋朝，經千年歷程，歷複雜人事，可知譯經事業之艱巨，亦知譯經事業之重要。有緣得遇佛經者，自當深為感恩，至為慶喜。
格義：即用比較、類比的方法來解釋、理解跨文化背景的概念，是一種類比理解的方法。「格」有「比較」、「度量」之意，「義」含「名稱」、「概念」、「義理」等意。佛經初來東土，早期之佛教行者，在翻譯、研究、講說佛經時，為方便理解，不得不借用中土文化中的一些名辭術語來對照、比附佛教之名相概念，其主要比附者多是周易、老莊及玄學，此一比附、類通之學，即謂之「格義」。如用老莊之「無」，對應佛教之「空」等，真如、性空早期即譯為本無、自然。梁·慧皎法師《高僧傳·法雅傳》一文中有關於格義之說：「以經中事數，擬配外書，為生解之例，謂之格義。……雅風采灑落，善於樞機，外典佛經，遞互講說。」格義之興起，對佛法之弘傳、演進自有其一時之功，使國人對外來之教有了一相似認知，佛法因此得以弘傳。
但隨著經論之大量譯傳，佛教本有的義理越來越明晰，格義之弊端即自顯現出來，附會他教之說，顯然有違佛教正義，所謂「屈尊就卑」也。至東晉道安法師（312～385）及其弟子慧遠大師，雖亦常用格義化導，但已識知格義之弊，開始有所醒悟，不再完全遵此一途，而欲回歸佛教本身的立場來演說、詮釋佛教義理，觀道安大師所言「先舊格義，於理多違」，即知其概。
早期般若六家之說即多受格義之影響而各有所偏。東晉時期，鳩摩羅什之來華譯經，開一代譯風，將大量大乘經論特別是中觀般若系譯出，佛教不共他教之獨特性愈來愈明顯，格義之弊顯露無遺，般若之學開始歸於龍樹菩薩「緣起性空」之中道觀。羅什弟子僧叡大師（亦道安弟子），評格義及由此形成的六家般若思想言：「格義迂而乖本，六家偏而不即。」可謂是對前期佛教發展的一大總結。遞經南北朝至隋唐時期，梵漢兼通人士不絕，佛教經典大量傳來，佛經義理漸為國人理解接受，佛教於中土之演進由是完全摒棄了格義一途，走向獨立發展之路。尤其隋唐之八大宗派成形，佛法即已完全被國人所消化吸收，以其本有的思想獨自發展，蔚為壯觀。
雖格義之弊前人早知，佛教東來業已完全獨立，然格義一途卻於不同時期時有興起，諸如三教之會通、文化之融合等，皆本於格義之說。為方便弘化，古今大德，時有用之，有識之士，當知其權宜，明其善巧，識其利弊。
判教：即對所有佛經、一代時教作總的梳理、詮釋、定位的一種教相判釋，使眾多經典、無窮義理，了然分明，整然有序。判教是佛經廣譯、教理研發到一定時期必然產生的結局，可以說是義理之發達，興起判教；判教之興起，又整合了義理，使義理更精深、更完善、更系統。判教雖大興於中土，實起始於印度，而根源於佛陀，如《楞伽》之頓漸分、《華嚴》之三照論、《法華》之三車喻、《涅槃》之五味說等，皆是佛經自顯教相差別，以此而觀，即知判教實「義蘊於經」、「源自於佛」。佛法傳來中國後，教典之多、義理之繁，促使中土判教之必然興起、發達、成熟。
北涼時期（401～439）之涅槃學者慧觀法師，以「二教五時」判一代時教，首開判教之風，隨之一發不可拾，後來碩德大興判教學說。南北朝時期，不同學派如攝論師、地論師等，各自有了自己的判教體系，後人有「南三北七，義成百家」之評。此一時期之判教，可稱為學派之判教，未臻圓熟，是判教發展的初始階段。至隋唐時期，在經典極為豐富、義理至為發達之基礎上，各宗大德開始對南北朝各學派之判教進行系統梳理，融會古今，縱觀得失，主依不同經典綜攝一代時教而各自形成系統完備的判教體系，判教思想臻於成熟，並因此而發展獨立成宗，宗派由是而形成。此一時期之判教可稱為宗派之判教，也是中土判教之成熟期。
判教由北涼時期之興起，經南北朝之發展，至隋唐時期之成熟，歷時長達二百餘年，可見判教之不易，一則因佛所說教法之深廣難測，二則義理研習有一漸次發達過程，三則個人慧見修證有淺深不同，四則因依經不同而立場自異。以此可見，判教非一人一時之所能，乃集眾人之智識，觀諸說之異同，經慢長的整合，方臻圓熟。
創宗：即依各自所主的正依經典、判教體系、相承祖師等而開創獨立的佛教宗派。如慧文、慧思、智者等依《法華經》，相繼開顯並建立自己的判教體系，發展而成天台宗，此為中國最早之一宗派，隨之形成三論、唯識、律宗、淨土、華嚴、禪宗、密宗等各大宗派。宗派興起，定祖即勢所必然。
定祖：即確定宗派傳承、法脈延續的祖師譜系，師資相承，法法相續，以為本宗學人修學之依準，如天台有九祖之說，禪宗有六祖之說，華嚴有五祖之說等，如是人法相輔，經釋相依，以「人正」而顯「法正」，依「祖釋」而探「經義」，免法統之混亂、學修之無據也。大乘雖有「依法不依人」之說，據實而言，人能弘法，法因人立。擇法之人，固當「依法不依人」；習學之士，則當依人以求法。人法並依，兩得無礙。如智者大師《維摩經玄疏》云：「人若離法，則非能弘之人；法若離人，則非所弘之法。今人法相成，人是弘法之人，法是所弘之法。」故於各宗言，「定祖」正為「弘法」，「依人」志在「依法」。
以上五點，可謂佛法於中土弘傳之大概。前二時為中土接納佛教之初始階段，後三時為佛法於中土之興隆時期。五時之中，後三時為根本。三時有先後，整然而有序，共成佛法中國化的核心內涵，因判教而立宗，因立宗而定祖，三位一體。然其中最重要者，無過於判教。判教是佛教傳入中國後必然興起的一種解讀整個佛法的特別方式，是對所有譯來之佛經作一總觀，梳理會通，各明其教，各判其位。判教之功大要有四：一是促使佛教義理研修之發達，二是形成各自獨立的宗派體系，三是顯彰佛陀出世之本懷，四是指引學人清晰之修學路徑。有了完善之判教體系，才有後來之宗派及定祖。
通觀佛法於中國之弘傳，就宏觀的整體史實看，以上五個歷程，以判教為最重要，是中國古德在本有文化的基礎上，慧觀、判釋整個佛法的特別法眼。可以說：中國佛法之特質，在判教；中國佛法之發達，在判教；佛法體系之完善，在判教；各大宗派之形成，在判教；確定祖師之依準，在判教；簡別法門之異同，在判教；學修佛法之門徑，在判教……判教之重要，以此可知。故瞭解佛法、學修佛法、弘傳佛法，最便捷者、最通暢者、最明瞭者、最系統者，無過於判教。當我們翻開佛經，一一比照，即會覺知，佛法之深廣，猶如汪洋大海，莫測邊際。而各經之所說，又彼此不一，甚至互相矛盾。疑慮叢生，自所難免。如何解決此一根本問題，使吾人能一覽佛法之種種異說，而不致盲然無序？判教即為一把鑰匙，可開啟佛法寶藏之門，可理順不同之說，使人一觀而井然有序，美輪美奐！